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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三门峡西·达密滩

发布时间:2020-06-19   浏览量:703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

北大·三门峡西·达密滩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和社会上各单位基本上分为两大派——造反派与保守派。介于其间是态度不明朗的中间派或逍遥派。这两派后来都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大由于其特殊性,阵线比较混乱。有一保到底的三保派——保校党委、保工作组、保聂元梓;有两反一保派——反校党委、反工作组、保聂元梓;有三反派——反校党委、反工作组、反聂元梓。我们这一派就属于「三反分子」。反陆平、反张承先工作组时,我们也是支持聂元梓的,但她上台后,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压制、打击异己者,我们便和她分道扬镳了。

聂元梓是反陆平大字报的作者,实际上大字报的真正执笔人是哲学系杨克明。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带头签名,「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桂冠便戴到她的头上了。聂元梓就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树立的一面红旗。

当时,北大陆续成立了一些独立的反聂组织,我参加的是「红联军」。后来,这些组织通过合併,便成立了和保聂的新北大公社相抗衡的井冈山兵团。

1966年10月25日,我们贴出了我起草的大字报《两条路线的大辩论,两种思潮的大搏斗》,署名哲三「恐不乱」战斗队,随后我们便到东北串联去了。

串联回来,这份大字报居然还在,25张纸的空白处写满了「写得好」「坚决支持」的批语,红联军还印了许多份,让外出串联者在全国各地散发。

1966年底和1967年年初,我们这些最初的反聂组织便遭到了聂元梓们的批判、斗争,我那份大字报也难逃厄运。

我在大字报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5月25日,当聂元梓七人贴出那张着名的大字报时,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冲突是多幺尖锐!陆平黑帮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是多幺深厚!可是,一个星期之后,中央便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一切争端即化解于无形。从当时来看,结论似乎(黑点为笔者现加)早了一点,使北大师生失去了一次锻炼的机会;但从全国来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吹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冲锋号!这就是局部和整体的辩证统一。7月25-26日晚,中央文革参加北大万人大会,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辩论又是何等惊心动魄!随后,中央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一切争论又化解于无形。从当时来看,中央决定又似乎(黑点为笔者现加)早了一点,使北大师生再一次失去了锻炼的机会;但从全国来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擂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鼓!这又是局部和整体的辩证统一。但聂元梓却忙于拍电影、办展览,为自己树碑立传,把北大的分歧、争论、斗争密封在一池浑水中。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政治上改良主义,思想上实用主义,组织上宗派主义。聂元梓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同路人!历史常常会造成一些情势,把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推上政治舞台,让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但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还其本来面目。结论:北大必须搅动一潭死水,走清华、地院、北航、北师大的路,来一场两条路线的大辩论,两种思潮的大搏斗,创建名副其实的新北大!」

批判者认为,我这篇大字报的矛头是指向中央的,当时情况下,我也是百口莫辩。不过,批判只是「触及灵魂」,并没有触及皮肉,比起外系、外校的一些过火行动,要文明多了。

那一段时间,北大充满了肃杀之气,沉闷,压抑,我们决定走为上。

我们联繫北大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一些同学,又联繫了北京医学院的一些战友,决定到河南三门峡西站,和那里的造反派「二七战士」一起战斗。

通过铁道部的关係,我们搞到了免费票,几十人便来到了三门峡西。铁路上的人都知道,三门峡西站比三门峡站还重要。那时都是蒸汽机车,每开几百里就要换车头和驾驶员。不论慢车、快车、特快,都要在三门峡西停。三门峡西有机务段、工务段、电务段,我们分组到各段活动。

河南省的造反派组织叫「二七公社」,三门峡西「二七战友」还为我们搞了宣传车。我们走街串巷,高呼和峡西的战友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甚至年三十还到三门峡市和那里的战友们并肩战斗……

到了1967年春,全国形势就有些不妙,好多造反派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青海军区司令员赵永夫竟下令向青海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开枪,打死一百八十多人。三门峡西的形势也急剧恶化,保守势力乘势反扑,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反动学生,到这里和反动组织「二七公社」「勾结在一起,捣乱在一起」,必须接受革命群众批判。

他们对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女同学傅华特别恼火。她是广播车上的广播员,能干、泼辣、风风火火。游行时,我们也随车行动,遇到对方阻拦或冲突时,我们随时写成文字,或抗议、或声明、或闢谣,交傅华广播。在对立派反攻倒算时,他们贴标语、画漫画,坚决要把「小妖精」傅华揪出来斗倒批臭。

峡西铁路上的战友决定助傅华出逃。他们让她女扮男装,化装成司机,悄悄上了「专列」,西下潼关。这「专列」,只是个火车头而已。傅华经风陵渡过黄河,安抵山西,直奔北京。

对立面获知傅华神秘失蹤,暴跳如雷,对我们严加看管。一日下午,他们将我们送到农村。一到那里,便被农民分割包围起来。当地铁路上的人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反动学生,到这里来造反捣乱,现交由贫下中农批斗。贫下中农便吵吵嚷嚷、东推西搡地对我们批斗起来,我们也无法辩解,只得任由他们折腾。直到傍晚,贫下中农宣布,你们明天还到这里来,不要回去了,和四类分子一起,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监督。

回到峡西住地,对立面便将我们不分男女关到一间大房子里,门上了锁,外面水泥柱上亮着强光灯。大家七嘴八舌,说交给贫下中农那就完了,我们在他们眼中是坏人,怎幺整都可以,何时出头?乾脆分开跑吧,各谋出路。

我们从窗户上跳出去,车站都被他们控制了,上不了火车,只好化整为零,四下逃窜。我和几个同学在铁路旁高一脚低一脚地往西走。天亮了,我们已走了几十里,过了好几站,估计已冲出对立面的势力範围,这才敢买票上车。到了风陵渡,我们急忙下车,先躲到铁路桥樑下,看看动静。果然,有一个火车头开过来,显然是追我们的。我们连呼:「好险哪!」

过了黄河,到了山西地界,我们再无后顾之忧了,便急切地奔向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

后来,北大由「文攻」发展到「武卫」,直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内斗才结束。同时,我们也被「扫地出门」。

1968年12月,我响应毛泽东向大中学生髮出的「面向基层、面向厂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的号召,告别未名湖,走出燕园,奔赴青海,接受解放军「再教育」。我们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学院等数十所高校的200余人,被安排到驻防在离西宁二、三十里的大堡子公社的8064部队「锻炼」。这个部队是汽车运输团,专门从西宁运物资到拉萨。

我们分为两个连,我在二连,全部是男生,又称「和尚连」,一连为男女生混合连。

刚到部队不久,就出了一件惊天大事:在女厕所发现「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部队便在女生中暗查,并让每人抄写一段文字上交,意在核对笔迹。此后便无声无息,彷彿把这件事忘了。

1969年春节一过,真正的「锻炼」开始了,我们戏称为「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我们被送到离西宁近千里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曲什安乡达密滩部队所属农场。达密滩为藏语,即鬼滩之意。

我们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地窝子。地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坑,再弄几个台阶供出入。地窝子上部有一根不粗的竖梁,再横搭几根木棍,堆上树枝、杂草,上覆泥土。一个地窝子住一个班,土炕左右分开,中间有通道。每人炕头墙上掏个方洞,用作放蜡烛或煤油灯。

这里生活、交通极为不便,团部一般十天左右来一趟车,带来连部和同学们所需物品及信件。因第二天车就要回西宁,大家便连夜複信捎回。即便来了电报,也只能待在西宁团部睡大觉,等下一次来车。

理髮要互相帮助,有的怕麻烦,乾脆剃了光头。这里是无法洗澡的,因是黄河上游高原地带,即便是夏天,水温也只有十几度,勇敢者只能在河边用湿毛巾在身上擦一擦。长虱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满脸横肉的张副团长「教导」我们说,这是「革命虫」,表明教育改造有成果。

一天夜里,大家正在睡梦中,四班一个同学外出上厕所,还未回来,地窝子上那根不太粗的竖梁便塌了下来,幸好砸在中间通道上,未造成事故。大家惊魂未定,纷纷要求连里向团部反映,用粗木头当梁,提高安全度。团部指示,让我们在黄河里捞木头。黄河里怎幺会有木头?原来这里交通不便,黄河上游果洛林场每到夏季便将好多木头投放黄河,顺流而下,在下游某个集中点再打捞上岸。

这天,我们班及其他班因加了夜班,都在睡觉,捞木头的任务便落在了七班身上。七班班长曹万芝是个非常好的山东汉子,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早已结婚,并有两个孩子。他说自己游泳很棒,曾横渡过黄河。别的同学还在岸边做準备活动,他就跃入冰冷的河水中,并抱住一根木头,拚命往岸边划。黄河水流比较急,还有漩涡,他折腾半天也划不到岸边,自己反而精疲力竭。他决定放弃木头上岸,谁知一个漩涡把他捲入河底,再也没有冒出来。各班轮流到下游守候,祈望能找到他的尸体。整整一个星期,一无所获,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有一种压抑已久而无法发泄的情绪在蔓延。我们强烈要求连里和团部向上申报曹万芝为烈士。团里也这样做了,但省上没有批准,认为曹万芝虽然表现很好,但捞木头并没有经过林场和有关部门的批准,是为了小集体而损害国家的利益。这使我们懊恼万分。

这期间,还把一连的女班长陈明萱叫回西宁。陈明萱毕业于北大地球物理系,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锻炼时能吃苦,脏活累活抢着干,大冷天搬石头手上都裂出了口子。几个月后,陈明萱突然被押到农场进行批斗,说西宁团部女厕所的反动标语是她写的,她是现行反革命。原来,陈明萱回到西宁后,即被隔离审查,青海省军区、兰州军区都来了人。他们说经鑒定笔迹,女厕所反革命标语就是陈明萱写的,但陈明萱拒不承认。谁知部队也大搞逼、供、信,把陈明萱折磨得半死不活,还引诱她说:只要承认了,就宽大处理。陈明萱看不承认过不了关,又轻信了他们的承诺,左右为难中便承认了。承认后又反悔,认为自己不坚定,经不起残酷环境下的考验,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推翻了先前的「坦白」。有关部门认为她出尔反尔,态度恶劣,硬是把反革命标语案定在了她的头上。

批斗会上,陈明萱被绑成「喷气式」,批判者同仇敌忾,口诛笔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反革命分子陈明萱」、「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陆君安是她的同班同学,又是她的恋人,也不得不跟着举拳头,喊口号。会后,在各班的讨论会上,我们和陈明萱熟悉的同学,都纷纷谈认识,作检查,说什幺阶级斗争观念薄弱,政治嗅觉迟钝,反革命分子就在身边,却认为她表现很优秀。但私下,我们北大几个要好的同学,还是不大相信她会是反革命。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西宁大街小巷贴满了布告,「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明萱赫然在列。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在青海省劳改局下属服装厂劳动改造。她表现良好,虽有上诉,均石沉大海。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陈明萱又写了申诉材料。经西安、北京、瀋阳笔迹专家鑒定,陈明萱的笔迹与女厕所「反革命标语」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她所写。平反通知下来,陈明萱已劳改了五年。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后,她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研究所研究生,后移居美国。

女厕所那个「反革命标语」原来是部队来自陕西农村的一名汽车兵写的。此案的侦破方向被他引入歧途(因标语是在女厕所发现的),居然好几年都安然无事,他不禁自鸣得意起来,在从西宁开往拉萨的汽车上,沿途他又多次散发「打倒毛主席」的传单,最终暴露……

文革初期,我是一个虔诚的拥毛派。当时全国各地两派,不管斗争如何激烈,甚至发展到武斗,动枪动炮,但两派的一致口号仍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毛泽东思想,且「万岁」不离口。两派都在争做效忠的臣民。

从批判「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大讨论,我们从文革的造神运动中逐渐走了出来。但中国人思想上历史因袭的东西太多,在一定条件下,仍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文革思潮和新的造神运动的鼓噪者。

我们只有克服良民、臣民的自我矮化心理,牢固确立公民意识,普世价值,宪政理念,那时才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选自《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美国南方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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